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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近代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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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体育1840～1949jind ai tiyu

1840～1949年的体育在中国体育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体育的传入，中国在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传统的体育除了少数项目失传外，多数都被继承和流传下来，诸如导引术、棋类活动、摔跤、冰戏、马球（见古代体育史）等。它们与西方传来的体育项目及竞赛方法相互融合，彼此吸收，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特点。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随着西方的学校教育渐渐传入中国，且经数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近4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开展体育运动虽然受到限制与束缚。但体育运动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30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形成时期。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开展体育运动。革命根据地的体育运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体育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40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
清末体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了“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被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而首先引进中国。从1862年起清政府开始对部分军队实行西式编练。如曾国藩湘军中的水师、李鸿章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等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洋枪”、“洋炮”、“洋操”。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等）。这些近代“新学堂”，也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师或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这些学堂从军事训练目的出发，开始设置体育课。《清续文献通考》和《光绪政要》均有记载。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上述项目一些属德国体操内容、一些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不仅规定了中国第1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学制(也称《癸卯学制》，系仿效日本学制制定，而且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或3小时。1906年清廷学部（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于各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仿效日本某些体育学校的办法，在中国创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1905年后除了一些短期体育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1905)、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中国体操学校(1908)、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8)等。这些体操学校和专修科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教育学、体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等。清末相继创办的体育学校，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作出了贡献。教会学校与基督教青年会对体育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美、英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运动代表队开展运动竞赛。基督教青年会本是英、美等国对青年进行宗教宣传的组织。在体育方面，青年会的活动主要有：传播近代体育；组织并操纵早期的运动竞赛；培训体育专业人员。他们将局限于学校的近代体育推广到社会，是早期社会竞赛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者。


中国最早的学校运动会
民国时期的体育 辛亥革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中小学仍设“体操科”，每周3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2种，兵式体操尤为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各国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以培养“军国民”或“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逐渐衰落，而新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则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此种变化在中国也很快出现。“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体育上促进了中国人收回体育主权。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等等。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想影响的扩大，体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倡男女平等，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开展。以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的球类、田径等项目得到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地论述体育的文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地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1922～1923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在公布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系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课）；规定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年代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许多学校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学校与学校之间经常进行比赛。辛亥革命后，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较为迅速。在设置体育系、科和学校中，办学正规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2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四川重庆，1943年增设2年制体育科，以后科、系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16～1950年该科、系的毕业生共有380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1917～1948年毕业生共有400余人。随着体育的发展，一些体育团体和体育组织也相继建立。中国近代体育组织出现于20世纪初。一些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创立体育会。这类体育组织，多系反清革命志士暗中集聚革命力量的场所。此外，在广州和香港也成立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1910年后，特别是20、30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杭州进行兵操演习


为了体育运动的开展，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1927年12月大学院（后更名为教育部）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进入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1932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1933、1936年教育部先后设置“体育督学”和“体育组”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规模较大的运动竞赛活动有地区性运动会（包括华北运动会及华中运动会）、全国性运动会，参与发起组织远东运动会和参加主办远东运动会，以及还派人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革命根据地的体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先后创建了广东海陆丰、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和海南岛等10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根据地，即通常所称中央苏区。这里的体育运动最为活跃。在中央苏区，无论工厂、机这种组织在工会和青年团的具体领导下负责筹办、组织各单位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央苏区曾有俱乐部1917个，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固定会员达9.3万余人。当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注意带头参加体育锻炼。如毛泽东曾坚持参加冷水浴、做体操、跑步、爬山、打篮球、踢足球。毛泽东还和徐特立等领导修建了瑞金沙洲坝的大运动场。朱德、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篮球、排球；红军女子大学校长康克清曾带领学员在双清桥下游泳。除中央苏区外，其它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红军部队中，各种军事体育得到广泛开展。红军部队普遍采用“三操两讲堂”制(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又叫“马刀花”)、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体项目。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了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活动。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其优良传统为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所继承和发扬。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非常重视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抗战最初几年，八路军总部转战在晋东南山区。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朱德、罗瑞卿、左权常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赛排球和踢足球。在八路军中120师的体育活动享有盛名。从1940年1月起，师部配备专职体育干部；同年7月，在师部教育科下设体育股，要求纵队、旅、团各级司令部设体育参谋。1942年1月在师部和“抗大”七分校创办了 “体育训练队”，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当时，在120师开展了球类、田径、体操、举石担、举石锁等活动。此外，军事体育项目开展得也很普遍，投弹、射击、刺杀、超越障碍和器械体操被称为“练兵五大技术”，被列为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抗战期间，在华中各地的新四军也开展了体育运动。1939年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苏北江都大桥地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下，仍利用休整间隙开辟运动场地，自制运动器材，开展了刺杀、投弹、跑步、跳远、跳高、单杠、木马和篮球等活动。1940年春，该纵队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及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在战争频繁的空隙，仍然结合练兵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体育活动，其中以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活动最为活跃。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攀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1938年八路军120师成立了“战斗”篮球队。1939～1942年，延安的体育运动形成高潮。为加强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领导，1940年5月4日成立了根据地著名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由李富春任名誉会长。体育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推动各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和学习效率，为抗日战争服务。1942年1月25日延安还成立了一个体育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朱德被选为名誉会长。会上决议要对体育、卫生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倡议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同年召开的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9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扩大为延安大学体育系。


120师“战斗”篮球队与延安抗大三分校“东干”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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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7/17 17:00:29